用兵者必知彼己之强弱，然后可以定攻守之计。知我之可以战，而不知敌之不可与战，则在兵法为不知其所攻；知敌之可战，而不知我之不可以战，则在兵法为不知其所守。夫不知攻守之计者，小而用之一军，大而用之一国，又大而用之天下，未有不败者也。古之王者不幸而与外国相持，必审乎此，以为制禦之术。外国强而中国弱，则能下之；中国强而外国弱，则能服之；外国中国俱弱，则自守而已。盖外国之人尊尚勇力，便习骑射，生长于戎阵之间，然刚暴而不知退让，无亲爱以相固，无礼义以相维，故骤强而易衰。方其盛强，虽圣王在上，犹被其患，侵轶纵暴，其锋不可当。及其既衰，则内相攻残，而中国坐制其弊。此其势然也。譬犹勇悍之夫，疾呼奋臂以张其威怒，诚不可与之校。及其气衰力竭，疲惫而偃仆，则三尺童子可制其命。呜呼！有国者能审乎此，则可与语中外强弱之形势矣。请因此以论古今之变。昔光武乘王莽之乱，中国疲弊，匈奴之寇岁岁不绝。其后饥疲并兴，自相分争，臧宫、马武之徒抚剑抵掌，志驰于伊吾之北。然是时北狄虽衰，汉亦新复，彊弱之势未有所分也，故光武以为北狄尚彊，传闻失实，不如姑息吾民。此其知彼己也审矣。至显宗时，承平既久，辟土益广，黎民岁增，而匈奴内侵，边城尽闭，于是纳耿秉之议，而诸将扬兵于漠北矣。然则耿秉诸将所以建功者，以汉于中兴之初，能固守其文德也。晋穆帝时，石季龙死，北方大乱，士民襁负而来归，议者以为中原指期可复。然是时石氏虽亡，晋亦不振，彊弱之势未有所分也，故蔡谟独谓所亲曰：「胡灭诚为大庆，然恐更为朝廷之忧」。此其知彼己也审矣。其后殷浩进据洛阳，桓温战于林渚，皆无功而反。然则殷浩、桓温所以致败者，以晋当中微之际，欲力争于武功也。夫汉晋之成败相去绝远，惟在乎知彼知己、审与不审之间。将欲制御敌国，可不察夫强弱之分哉！国家遭金人之乱，一纪于此矣。󲦤绅之儒、介胄之士，相与议论于朝野之间者，或谓前此用兵皆我自败而敌不足畏者有之，或谓金人之彊振古无比而我不可图者有之，二者胥失也。夫契丹与中国抗衡垂二百年，圣明之君、忠智之臣，朝谋夕虑，思有以屈之，迄不得志。西夏习战，数有武功，方其盛时，北抗契丹南寇中国，我师百万聚于陕西，而救死扶伤之不暇，亦桀黠之雄也。然而金人起东北，不二十年举契丹、臣西夏，遂悉从引弓之国，长驱于中原。国家败于河东，又败于京师，又败于陕西，又败于淮扬。岂特我之不能哉，盖亦其至彊也。观其行师治众之力，料敌制胜之谋，举无遗策，略不世出，加以器械之利，形势之便，兼中国之所长而有之。愚谓汉唐全盛之时，得韩、白不世之将，犹未能轻此敌也，况今日乎！虽然，以为不可图者，盖亦不察矣。尝料金人之众，本不当吾一大郡。以女真之师劫契丹而用之，以契丹之师劫燕人而用之，以至诸国之属从者，皆非心服，力劫之而已。而契丹、燕人怀其父兄骨肉之雠，怨之切骨，部族既异，人各有心，其势岂能久耶？加以耶律氏之族，往往当权用事，皆有兴复社稷之心。以为北南罢兵，则金人守胜而无事，英雄无所用武，故使穷兵黩武，以外敝其众，因乘风尘之变，庶几于得骋焉。盖其势有类苻坚者。坚之盛时，擒姚襄、破慕容炜，皆释其亲而用之。其征江南，王猛、苻融深以为谏，独姚苌、慕容垂劝成之。及淝水一败，垂、苌之徒果乘间飞扬，卒灭苻氏。金人之祸殆将类此。矧得中国玉帛子女以乱其志虑，上有惑志，下有争心，外无彊敌，内多功臣，士马疲于战斗，仇雠聚于心腹，不过数年，内变必起。我以全制其后，可以万全。此兵家所谓其彊易弱者也，何不可图之有哉！图之之术奈何？亦乘其变而已。知其未有变也，则法光武之言而固守文德，何虑于贻后日之患乎？知其有变也，则违蔡谟之论而力争武功，何疑于致朝廷之忧乎？虽然，方匈奴之分，固有变之可乘矣，而光武犹以为非时者，盖以中原初定，民力未任于征役也。方季龙之死，固有变之可乘矣，而蔡谟犹忧于致患者，盖以公卿之间，人才不足以办此也。诚能蓄养民力，搜选人才，以待敌人之变，则若窦宪之勒燕然可也，耿秉诸将之功，何足道哉！虽若刘裕之平关中可也，殷浩、桓温之败何足忧哉！而执事乃使承学之士，权轻重之势，度可否之时，酌其宜施于今者。顾愚不敏，何足以权大事乎？尝闻古之英雄之主欲求非常之功者，必有规模先定于中。若事之成否，则有非人力所能致者矣。勾践之报吴，是骄其敌而已；昭王之图齐，是俟其衅而已。骄敌而敌可骄，俟衅而衅可乘，天也。孙权称臣于魏，受其封爵，至欲乞身交州以保馀年，亦所以骄其敌也。刘备跨有荆益，保其岩阻，天下有变则欲下宛洛以出秦川，亦所以俟其衅也。骄敌而不骄，俟衅而无衅，亦天也。传曰：「圣人非生时，时至而弗失」。使孙权、刘备而图句践、燕昭之功，则覆亡之不暇，尚何燕越而能保哉！愚愿国家修四君之术，以俟二国之变，规模一定，勿为浮议所摇。其济与否，视天之何如，吾不敢取必焉，可也，然执事之言曰「上天悔祸，北敌相残」。呜呼，天意固有在矣。